杜贵晨：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摘  要

中华民族自有神话传说以来，由史籍与文学共同塑造形成的黄帝形象为“三皇”之殿、“五帝”之首，最称中华“人文始祖”。黄帝首创“大一统”观念并最早实践，功在当时，利在百世，其个体形象遂被增饰放大，乃至几乎无美不归，在族统、神统、政统、物统、道统等诸人文主要方面，成唯一提纲挈领、发凡起例、开物成务、率先垂范、作始成统之伟大形象。其后无论“王”“臣”，皆自认为“黄帝子孙”。从而无论黄帝其人在历史上的真相如何，他的形象都实已成为中华多元统一国族的超级图腾与共同信仰，中华“大一统”恒久不变的象征。影响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识和精神纽带，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地维系并促进华夏族群共存共荣、共理共享的伟大理想与实践，尤其是中国本土“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总之，黄帝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华夏儿女永续珍重，崇敬发扬，以血浓于水之精诚，戮力同心，为天下后世造福。

作者/  杜贵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3期，第139-164页

近今学者所见多在黄帝作为民族历史记忆、精神源头之象征的一面，忽视了其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促成和在近三千年古史上维系中华“大一统”之有更为实际的作用。由此，黄帝形象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影响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而首在其对“华夏一统”等“大一统”作用的认识。

首先，题称“黄帝形象”，主要不是关于历史人物黄帝的研究，而是关于历史上史籍、传说与文学交互影响酝酿塑造的黄帝形象反作用于历史的研究。其次，本文虽系从文学出发的讨论，但最终是跨在历史与文学的边缘对黄帝形象促成与维系中国“大一统”真相的历史学追求。其三，并非历史上应属实有的黄帝，而是由史籍与文学共同塑造的超级“图腾”式的“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形成与维系起了更大的作用。其四，本文所采用的资料对其内容的真伪乃至在更大范围内别有与之矛盾者都不作辨析。最后，本文得出的主要认识有六，曰：“大一统”之始祖，华夏族统之核心，千古神统之纲领，历朝政统之根本，“成命百物”之造主，百家道统之根本。

一、“大一统”之始祖

黄帝是中华“大一统”的实际创意者与创始人，超然于历代开国之君以上，当之无愧为中华民族的永恒象征。

中国上古“大一统”观念的萌芽不仅早于孔子、左氏，而且早于《尚书·武成》，远自黄帝就已经实际地被发明创造出来了。有关证据见于成书至晚在战国前后的《管子·地数》，且“大一统”观念至孔子的时代已深入人心。据《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四版）二十六史（含注）如“家天下”、“四海一家”、“天下一家”等关键词检索，足见“大一统”观念贯穿力之强大而持久。此非“三皇五帝”中他者形象之所有，唯黄帝能有此一言而为千古帝王法。

黄帝又是中华“大一统”之最早实践者。古籍尤其《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败炎帝、诛蚩尤，“万战万胜”的过程，和设官、推历、治民等经世的努力与成就，无非是其“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实践。

黄帝对后世“大一统”历史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黄帝封禅泰山升仙之说推动“泰山封禅”，对中国“大一统”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泰山封禅的意义仿佛是新朝天子向上帝申请确认其向前朝夺权合法性的“执照”，宣示统治天下合法性和天子一人之威权的仪式。

2.黄帝“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政治理想激发乱世豪杰“争天下”的雄心。合抱之木，生于毫末，黄帝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正是中国“大一统”历史观念形成的先声。

3.黄帝又是后世图王霸业者“打天下”的典范。与传说中上古帝位“禅让”不同，黄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习用干戈”以武力征服得“天下”者。

4.黄帝是“大一统”政治之最高境界，既是励精图治的榜样，又是“无为而治”的表率。

二、华夏族统之纲领

把多民族共生的华夏族群视为一“族”而论其统系，汉民族无疑居于华夏族群中心的地位。然汉族作为“华夏一统”的主脉，又是以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崛起的某个政治上的大族为核心得以实现的。

中国历代帝族溯源，虽在理论上可以上至无怀、伏牺、神农氏等，但一方面如有的学者所考，那诸多的先王，其实只是“黄帝”的别名，另一方面据《大戴礼记·五帝德》载，早在孔子答宰我问，讲古即已勉强上溯至黄帝，而不及其他传说中更早的帝王。由此可见，黄帝当之无愧为中华历史上最古老之“第一家族”。

杨希枚先生的《〈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的分析（上）》在引用《国语·晋语四》之前著评说“在先秦文献上，关于黄帝族姓的传说为最早而较详的材料”，后又论曰：“这项材料，至少从汉代以来（如《史记》），即为史家称引不绝，且成为溯论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起源和演变的重要论据之一。这因为中国汉族至今仍是以‘黄帝之子孙’自居的。”其实，《晋语》之外，《山海经》中还别有消息，其中的诸多载记真实反映了《山海经》作者对“黄帝族姓”的关注乃至崇拜是无可置疑的。《山海经》成书或晚于孔子，但其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必基于一定的史实和更早的文献，并不一定晚于孔子。由自《国语》、《山海经》等先秦古书中大量关于黄帝族姓后裔的记载可知，黄帝族姓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天下第一大姓。

可以认为，帝喾、颛顼、尧、舜、禹诸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帝王皆黄帝之后。至今，黄帝姬姓为中国事实上的第一大族体现于《百家姓》姓氏渊源的考证，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着黄帝是汉民族进而华夏族统的核心。此外，与族姓相联系而更为根本和深层的原因，应该还包括了华夏人种对“黄”色的认同。从今天的观点可更进一步看到，中国古代汉族为主体的华夏诸民族几无不属于黄种人，应该是那一时代背景上中国“大一统”历史最后的保障。

就全部中国古史而言，以汉族为中心但不限于汉族，也包括多个少数民族在内的“黄帝之子孙”，或加以历史上“炎、黄本同族”的认知而曰“炎黄子孙”的“族统”，是中国能够形成并长期持续了“大一统”历史局面的基石与标志。

三、千古神统之总管

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中国上古神话，实乃华夏列族共同的神灵世界，精神源头，而其代表人物就是黄帝。

首先，中国上古神话是一部“天神史”，或“天神”而兼“人王”的“神王史”。丁山先生确定了黄帝是天神的观念。由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的结论进一步推断，黄帝是中国上古“神统”之首要或纲领，是上古先民神灵信仰中显形或隐蔽之最重要的神。

作为上古第一“神王”的黄帝在诸天神叙事中或为“三皇”之一，或为“五帝”之一，均居切要或中心的地位，这应是上古黄帝族姓主体一直在华夏地域之“中”生息壮大之历史的反映。

黄帝降生于曲阜，而后又代炎帝有天下都于曲阜，曲阜为鲁都数百年，是上古一个很长时期中华夏文化的中心。泰山为鲁之镇，两地密迩如此，才使得生于曲阜并在曲阜践大位的黄帝有了在泰山活动的诸多神话传说，进一步表明黄帝为上古神王中“含枢纽之神”。这类神话主要有四：

其一，“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此说黄帝在各种龙神怪物的簇拥护卫之下，大“合鬼神于泰山之上”，岂非众神之统。其二，泰山之下是黄帝危难之际受玄女天书，因而能“大定四方”的命运转折之地。其三，黄帝置玉女为泰山碧霞元君。自宋代以来，碧霞元君渐渐成为是泰山最重要的神祗，并行遍全国，走向世界，其信仰至今方兴未艾。其四，一说黄帝上封泰山而乘龙升仙。在东汉泰山太守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封泰山禅梁父”中，有被“俗说”引作《封禅书》之异说，与《史记》、《汉书》所载不同之处，是把黄帝升仙与其封禅泰山联在了一起。应劭是汉末著名学者，献帝时曾为泰山太守多年，也应该有所根据，至少为因当地“俗说”如此而记。

上古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流传至今的并不是很多，却在泰山一处就集中有四则，且事关重大，是令人瞩目的现象。这不排除有某种历史的影子，但主要还应该是泰山距黄帝生地曲阜之近和它“位于天地之正中”的特殊位置，更适配于黄帝作为“含枢纽之神”即中国神统之纲领的地位使然。其效果就是加强了黄帝为千古神统之总管的地位。

四、历代政统之共祖

《史记·三代世表》后载“张夫子”之感慨问“黄帝后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应即蕴含有以黄帝为超越舜、禹、契、后稷而为“五帝三代”政统之祖脉的认定。“五帝三代”尚矣，但秦汉及后世历朝也往往自承或由史家认定黄帝为其政统之始祖，客观上使黄帝超为历代帝统之统，即中华“大一统”之象征。

中国历史上包括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内的绝大多数朝代之“政统”，均因其统治者族姓出“黄帝”或“炎黄”之统而实质是黄帝为始祖的真正的“大一统”。这个“大一统”以单个的王朝之“政统”为基或节点，似断而实连，都是在“黄帝”或“炎黄”同一家族之内部转移和延续，至今有史三千年或文明五千年来永续不断，方兴未艾，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金代和清代。这两个朝代与中原汉族所属“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没有“族统”上的联系，似在以黄帝为“政统”之始祖的“大一统”之外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与“族统”的基于血缘有异，“政统”可以是政治归属上的认可，因各种历史或现实的理由，自认为接续了某前代政权的统系，从而后人不能不视其为该统系为中国“大一统”在该时代合法的代表。在此意义上，金国当年只是偏立于北中国部分地区之王朝，可以不论。但“其先盖金遗部”，入关后全面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在“政统”接续的考量上，却自入关之始就用汉人降官范文程计，以“义师为尔（按指汉族吏民）复君父仇”为号召，进一步自封为明朝当然的继统者。后来康熙帝更挖空心思，设法从地脉的关系上主动拉近其满族与汉族的关系，作《泰山龙脉论》，推行其所谓“满汉一视”、强化满洲族入主并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这个做法的政治性目的与其赞同杨维桢《正统辩》以元朝继两宋为正统一致，是明眼人一望可知的。

清朝自觉接续以“黄帝”为始祖之中华“大一统”是一贯之国策。自其立国之始，就逐渐并日益强烈而坚定地认同以“黄帝子孙”的汉族政权为代表的中国“大一统”。清王朝统治者的这种政治归属意识与文化策略，不仅使其作为当时的“异族”政权为中国“大一统”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使其自身最终成为这一伟大历史传统的新阶段而永垂史册。

五、“成命百物”之造主

黄帝是或被认为是我国上古多数重要制度、器物与艺术行为的主要或主使发明、创造者即“始祖”。我国上古社会的进步体现于制度、器物与艺术的创造，往往被归结于某个伟大人物的功劳，可说不仅是凡有名号的上古圣君均有所创制，而且正是因其创制的普惠于世，才得传其有上古圣君之名号。虽然他们作为某一创制的“始祖”，未必即其本人最早尝试和最终完成，而肯定有不少属于如今所谓“赢家通吃”的成分，但也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能被称为“始祖”之人物对于相应的创制而言，很可能是起到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其至后世才能有该创制“始祖”的地位，成为文化传统上维系中国“大一统”的一个支系或方面。黄帝也是这些“始祖”中的一位，而且从各种记载来看，他作为中国上古制度、器物与艺术主要或主使的创造者，是空前绝后之贡献最大者，这也增强了这一形象对中国“大一统”的维系之力。

诸书所载黄帝或黄帝主使制度、器物与艺术上的各项发明创造，大体已足证明《国语·鲁语上》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之说，是早在《史记》书首黄帝之先，就已经是社会上和史官的一种论定，甚至是战国秦汉域内之共识。所以，司马迁《史记》书首黄帝，固然是个人的卓识，但根本上还是承袭了前代久已奉黄帝为华夏政统之始的认识。近今学者丁山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高度评价说：“黄帝简直成了中国一切文物的创造者，——自天空的安排直至人类的衣履，都是黄帝命令他的官吏分别制作的。这样，黄帝不就等于创世纪的所谓耶和华上帝了吗？因此，我才明白鲁语所谓‘成命百物’，就是创造文物，‘明民共财’，当然就是原始共产社会的写实。”

六、百家道统之根本

从中国早期思想史看，诸子包括儒家共同的文化渊源在黄帝。黄帝是“五帝”之首，是中国上古政教合一的第一人，而华夏万世道统之总源即所谓“黄帝之道”。

“黄帝之道”较早见于《庄子·至乐》，后至《汉书·艺文志》始为专称。但其初并无被赋予华夏学术兼综并包、乘一总万之统的高位，甚至在汉武帝以后因《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指”及《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未能进一步溯源“黄帝之道”而在学术史上显得隐晦了，但也并未完全埋没。其实，只要厘清儒家与“黄帝之道”的关系，则黄帝是否中国道统之总源的问题也就可以有答案了。

首先，按贾谊《新书·修正语上》可见，至少在贾谊等汉初学者的认识中，黄帝本人就曾提出并深入讨论“道”即“黄帝之道”的问题，这是中国上古思想萌芽的标志。其次，儒家道统追本“黄帝之道”。在孔子或孔子以前古之作者看来，“黄帝之道”才是颛顼、帝喾以下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一系儒家所标榜道统的本源。第三，先秦儒典习称“黄帝之道”为“黄帝、颛顼之道”或“神农、黄帝之政”。第四，汉晋以降学者以儒学源本黄帝，而儒学概念亦多见于有关黄帝的文献。第五，“孔孟之道”与“黄老之学”同源而异派，并出于“黄帝之道”。

虽然儒、道异途，但儒家之学乃各取“黄帝之道”之一端发展而来。推而广之，中华道统根本于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继之。至春秋战国，学失王官之养，说者谋道以谋食，乃渐有“诸子百家”，若不相谋，但根本都不离黄帝。唯其如此，中华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古史，虽然亦如他民族“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历史上每时每事都不免议论纷歧，各执一端，甚或势同水火，但中华帝国毕竟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分而能合，未至于如欧洲古代多有宗教战争并因教分邦异治者，皆因“诸子百家”以及后世文化上双峰并峙的儒、道二氏，均依托或可溯源至“黄帝之道”；或说正是由于有“黄帝之道”如无形之手的维系，才确保了中华文明五千年逐渐形成和持续了“大一统”之局。

结   语

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首创“大一统”观念并最早实践，在族统、神统、政统、物统、道统等诸人文方面，成唯一提纲挈领、发凡起例、开物成务、率先垂范、作始成统之伟大人物形象。无论“王”、“臣”，皆自认为“黄帝子孙”。从而，黄帝形象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与信仰，根本上支持了“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之中国“大一统”永远的象征。影响至今，乃有“中华民族”观念和“现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国”为地域概念，“中华”为文化概念。经百年沉淀，“中华民族”已成为十三亿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更有“血浓于水”——“华夏一家亲”等感情的表达，标志中国和“中华民族”之“大一统”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所以，中国历代帝王“家天下”的“大一统”虽然随着近代反封建的革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五千年绵延的民族融和、国家统一的“大一统”观念却经由凤凰涅磐的新生早已深入人心，永续发展。站在中国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新起点回望历史，正是这位“人文始祖”如“神”一样的存在，使海内外华夏民族子孙有共称“黄帝子孙”的文化血缘纽带，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地起到维系并促进华夏族群共存共荣、共治共享的伟大理想与实践，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总之，中国自古历史与文学共同塑造形成的黄帝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深入研究，大力发扬，以维护祖国的永续统一，推动社会发展，造福华夏，也造福天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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